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面对海量信息，该建立起怎样的过滤机制?到底是什么引起了信息过载?一直被唱衰的纸媒，有可能通过自救或被救扭转危机吗?
克莱·舍基：被誉为“互联网革命最伟大的思考家”，畅销书《认知盈余》、《人人时代》的作者，2014年8月从纽约搬到了上海，一直密切的关注着中国互联网的发展。
作为一名来自美国的互联网思想家，克莱·舍基(Clay Shirky)在中国被广泛熟知，要等到2011年之后，当时，一向低调的腾讯创始人马化腾，公开推荐了克莱·舍基的《认知盈余》：“克莱·舍基的每一次发现，其实都是在提示我们，未来人类世界的一个全新的发展维度。”
也许得益于此，《人人时代》和《认知盈余》，先后成为了互联网界几乎人手一本的畅销书。
事实上，你很难再把克莱·舍基定义为一位美国作家，克莱·舍基对中国的关注并不比美国少，尤其是他成为上海纽约大学的教授之后，他又出版了一本观察小米模式的新书《智能手机、小米、中国梦》。
他从来不是拿着望远镜观察中国互联网，而是成为了用户、成为了参与者。中国的经历甚至深刻影响了他看待世界的方式，“当我搬到中国后，一切归零，中国让我变成了25岁的年轻人。”
9月20号，在百度的百家号与湛庐文化联合举办的“独家对话 X Clay Shirky ”活动中，克莱·舍基从《认知盈余》谈起，分享了他对内容创业、共享经济、以及中国式山寨和创新等问题的看法。
他对中国互联网业界的前景相当乐观，但是对传统媒体的未来相当悲观，报纸是个“大包袱”，“报纸在下一个十年可能消失”，“他们无法被拯救或者自救”。
不过，克莱·舍基认为人们有时候应该放下微信、微博、Facebook、Twitter等社交媒体，更加关注房间里的人。所以，他在上海纽约大学的课堂上，会要求大家关掉手机和电脑，用纸和笔记笔记，“当我和微信竞争时，我一定会输掉的。”
信息过载本质上是过滤法则的失效
陈纪英：您好，我是百家号作者，在中国包括百家号、今日头条、直播网站等自媒体平台越来越多了，他们要抢夺作者，你觉得平台需要建立激励机制吗?这个机制该怎么运转呢?
克莱·舍基：互联网的一贯的惊喜之一是，每当你认为你的内容最丰富的时候，任何一个普通人都可以创建出新的东西，并比你的多十倍。
我不认为我们接近了这条线路的终点，因为由普通公民产生的内容虽然主要分享于朋友和小团体之间，但有时候也会蔓延到整个世界。
这里有内在和外在激励的差异：内在激励，我这样做是因为我喜欢它，外在激励，我这样做是因为有人付我钱。
就微信(朋友圈)而言，内在激励已经足够使人们分享他们和家人度假的照片。
当(分享)工作变得艰巨、费力、枯燥而又必须完成的时候，就需要外在激励了。比如，当你需要别人通过调查来完成一个项目，你就必须提供酬劳。
你会发现多数平台对这两种激励兼用。有些人免费分享他们的内容，有些人有偿分享他们的内容。正如有些人付费去打高尔夫球，有些人成为高尔夫选手得到报酬。如何找到两者之间的平衡，如何在得到度假照片的同时，也获得经过调研和精心写作的内容，依旧是一个挑战中美两国的悬而未决的问题。
陈纪英：我作为一个作者、读者和观众，我觉得内容不少了，而是太多太庞杂了，你觉得平台需要建立筛选机制，让好的内容得到更好的呈现吗?或者就把这个筛选过程完全交由读者和市场?
克莱·舍基：平台的人为干涉绝对关键。
其实，信息过量本质上是过滤的失败，这就意味着我们无法像管理一个书店一样管理网络，所以我们感到迷失。
当你看到百度上提供的信息量，如果没有数据过滤器，我们永远无法管理这些提供给我们的信息。所以，关键在于如何能够设计出一个决定人们可以看到，听到，读到什么的计算法则。因为这个计算法则将会取代编辑的作用，正如搜索的计算法则已经取代了图书管理员的作用。
陈纪英：作为一个读者和观众，我现在压根一点不在乎内容来源，只要内容好，我就喜欢，所以，所谓的自媒体和传统专业媒体的界限是不是已经消失了?
克莱·舍基：如今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界限已经消失，很多记者始于博主，很多博主出身于记者，更有一些人同时二者兼顾。
像《纽约客》这样的杂志出版物已经变得很非正式，因为人们开始在网页版上发表个性留言。而Buzzfeed这样的出版物已经变得更正式了，开始有真正的新闻工作者。
内容的转变已经发生了!没有人再能够划分自媒体和专业媒体的界限。一个青少年分享度假照片和电视新闻转播，这两者完全不同，但是两者之间都不再有清楚的分界线。这种变化意味着，当你观察媒体的形式，你会发现，和九十年代，甚至10年前大不一样，专业和业余人员已经很难区分。
陈纪英：当内容供应链彻底变革之后，接下来是商业模式，你能预测下自媒体平台和传统媒体未来的盈利模式吗?比如说过去依赖的广告，以及最新的电商模式等等。
克莱·舍基：在美国，我们的新闻媒体的资金来源于广告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当广告投放从《纽约时报》和CBS新闻，一部分转移到了谷歌和Facebook时候，就成了新闻界的经济危机。
只有一小部分企业可以通过电商挣到钱。时尚杂志可以明确地写明：“如果你喜欢这些鞋子，请点击这里”，但是大多数媒体企业无法成为交易媒体。
因此，如今在美国有两种战略，第一种是有很多小型的多元化收入来源，比如《德克萨斯论坛》。
另一类是直接面对读者说：“你应该给我们钱”，不是基于“去鞋店拿走一双鞋就要付钱”的这个逻辑，而是因为如果你不给我们钱我们就要关张。无论任何时候，可能都会有2%的用户认为《纽约时报》应该继续存在，国家电台应该继续存在。这2%的用户可以支持媒体。因此，我认为，在美国这种从单一的广告模式转向订阅模式已成为第二种战略。
当然，还有第三种，那就是政府支持的媒体。在美国，鉴于第一修正案的原因，人们对政府参与的媒体非常谨慎。但是这现象不是没有可能，而且估计会在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地方地得到试行。(舍基的上述两本著作，是互联网界人手一本的畅销书)
报纸在下一个十年灭亡，纸媒不可能自救或者被拯救
陈纪英：刚才您提到新闻界的经济危机，我觉得我有三四年不读报纸了。我在报纸工作的朋友们，他们的薪水不再增长，甚至在下降。你还在读报纸吗?你在报纸的朋友们日子好过吗?
克莱·舍基：不，我已经五六年不读纸质新闻了，之后我们搬到了中国，一切归零。我从小到大读的都是纸质报纸，而中国让我变成了一个25岁的年轻人，因为在这里我找不到纸质报纸可以读。
报纸快要消失了，我们正在亲历这个过程。每个国家发生的进展都不一样，因为资助支持报业的资金来源不一样。但纵观所有国家，25岁的年轻人都不再看报纸，历史上所有传媒方式在这个年纪都难以续命，这些媒体终将灭亡。
所以在美国，报纸每周有3天是停印，或许再过几年可能变成4天，直到下一个十年中期，报纸印刷完全停止。
显而易见，媒体能遭受的厄运，报业都遭受了一遍。所以对于创业者来说，报纸就是没人在乎的一个大包袱。
你喜欢体育，我却想读国际时政新闻，我们可以买同样的报纸，但我会扔掉你喜欢的体育版面，你也会扔掉我感兴趣的版面。所以，在线新闻的推出意味着你可以全天浏览体育新闻，我也可以全天浏览时政消息，我们都为了得到想要的，而抛弃了报纸。
报纸曾是最及时的媒体，也曾是出版业当中最重要的，但现在已成过眼云烟。
报纸是互联网最可能击败的媒体，这一点越来越显而易见，因为人们在乎的，无非是“无论何时，我想读什么就能读到什么，对于感兴趣的主题，能读到的越多越好”，互联网在这些方面优势犹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报业会厄运连连。
陈纪英：但是我纸媒的同行们，有的还信心满满，他们还在坚持，你觉得纸媒可以被拯救或自救吗?
克莱·舍基：我相信它将消失，他们没有能力拯救他们自己。
因为，譬如当记者或管理者说要“自我拯救”，拯救《时代周刊》的时候，他们其实是想要回到20世纪那个少付出、多挣钱的模式，那是不可能的。
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摆在传统媒体面前的问题是：是和非传统媒体合并，根本上成为更加互联网化?还是没有生意，你的雇员跳槽去做更多线上业务的机构?
媒介意味着制片和消费者的中间层，这个中间层就是互联网。如果你观察百度，美国媒体，微信的动态，Twitter的动态，人们已经把他们的在线时间转移到了手机上。使传统媒体成为”传统“的原因，是他们总认为人们的注意力会停留在印刷品和普通电视上，这是不可能的。
陈纪英：如果他们自我变革呢，会有效果吗?
克莱·舍基：我认为，如果传统媒体不改变，他们将面对危机，如果改变同样面对危机。也就是说对于传统媒体来说，强加的痛苦无处不在。
他们撰写的人物无法直接发表公众讲话，广告商无法选择他们的走向，读者也无法公开发表他们的意见。他们的所有优势都土崩瓦解，加上广告收入也背离了传统媒体。
因此，危机在某种程度上讲是强加的被动的，传统媒体无路可逃。关键在于，他们如何适应危机，适应是指决定哪一部分需要保护，然后留存下来，当然，我希望他们保护新闻本质和实事求是的精神。
和微博和微信一样，Facebook和Twitter已经成为新闻的真正来源，人们在这些平台上分享的并非只有他们的午餐。
纽约刚刚经历了爆炸，我在纽约住了30年了，我现在住在上海，虽然不在事发地点，但是我一直通过Twitter追踪事情的发展。Twitter已经成为我的消息来源。当你从创造和积极的角度看自媒体，就是先用有趣的东西吸引用户，然后逐渐提升内容质量，这是一个在中美两国都有的常规的模式。
在课堂上，和微信的竞争，我一定会输掉
陈纪英：你会经常使用Twitter、微信、Facebook吗?
克莱·舍基：我每天都用微信，当你生活在上海，你不可能不用。我有2个网络系统，一个是中国的一个是美国的，我还选择Twitter查看国际新闻。
我在九十年代初就开始用互联网，当时我们会问“你上网用多长时间”，那时候仿佛上网意味着你会和这个世界脱离。你不得不坐在屏幕前的电脑椅上，用一根从电脑后面引出的黄色的电线，连接你与电脑，脱离这个世界再登录互联网。
当手机出现的时候，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随时上网，因为手机就在身边。我有时会坐下，说“我浏览下Twitter，看看有谁更新消息了，有谁给我留言了。”但通常我每天大约查看五六次Twitter，我在公司的电梯上看了一眼Twitter，会看两到三条资讯，所以没有觉得我下线再上线了。
现在，虚拟世界已经深入到了真实世界中，让它变得更有温度。有时候就是匆匆瞥一眼，有时候时间会长一些。
陈纪英：很多人抱怨，他们耗费了太多时间在微博、微信、Twitter、Facebook上，这让他们的生活碎片化，错过了更重要更深刻的东西。
克莱·舍基：多任务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告诉自己“我在同时做3件事情”,其实我们只是很糟糕地在做每一件事情的三分之一，所以你必须学会放下微信、Twitter。
我是教社交媒体的，我的每堂课都和社交媒体多少有关，但是我告诉我的学生关上手机，放下电脑，在纸上记笔记。因为那些媒体分散了他们的注意力的。三年前，我说过，我无法和Twitter和微信竞争，我一定会输的。
对于社交媒体，我们到了一个时刻，要么我们合理安排这项工作，要么我们合理设置这项规定，规定什么时候我们可以上微信，什么时候必须放下手机，关注房间里的人。
陈纪英：你用Twitter还是Facebook书更多?为何Twitter会和Twitter的商业价值的差距越来越远?
克莱·舍基：比起Twitter，我用Twitter更多些，Twitter对于我来说更像一个倾听你希望认识的人，你所崇拜的人，和感兴趣的人诉说的地方。
上一次刷Twitter，我发现我有三十万个粉丝，而我只关注了700人或账号，我关注的账号大部分都不活跃，甚至从不发推。所以，我关注了700个人，并不代表我把注意力放在全部700个人身上。
Facebook是一个更为广泛的社交网络，更着眼于你所认识的人的意识和互动。Facebook和微信可以实现私人谈话，但在Facebook上我不能确定，因为有太多太多好友请求我没有回复。我感觉使用Facebook我可以知道谁来看我写的东西，但是Twitter就不会。
Facebook和Twitter之所以有绝然不同的受众群体，是因为Facebook链接你的群体的方式和Twitter完全不同，这一现象同样可以从微博和微信中看出。
Twitter和微博的言论都是公开的，而Facebook和微信可以实现私人谈话，任何一对一或小组交流工具，都会带来信息，比如下一个聚会在哪而，谁和谁在谈恋爱等消息。这些信息对更广泛的群体更有吸引力。
陈纪英：现在是认知盈余的时代，我们有更多的好内容看，很多创业公司变成了独角兽，那么谁是认知盈余的受害者呢?
克莱·舍基：无论在哪里，任何垄断了信息，或垄断了人们想法和知识的公司或组织，都在经受洗礼。
在英文世界里，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这几乎是世界上最全、最详尽也是最重要的百科全书，百科全书实际上就是维基百科的前身，因为百科全书就是让知识聚合起来再进行编撰。
但是，据我了解，现在，《大不列颠百科全说》的优势彻底被维基百科踩在脚下。当新的事物出现，旧的东西就会因为竞争而受挫。
如果你对观众说“你可以看在美丽的大屏幕上收看我们的节目，但首先你得在家里的电视机前，还得准时开机才能看到开头，要不你在手机上看也行，随时随地。那么观众肯定选择在手机上看你的节目。
所以你看，像优酷和哔哩哔哩这样的视频网站，他们的内容没有变化，但是适用了新的呈现方式，所以电视剧垄断节目的情况会减少，虽然会比报纸来的慢些，但是一大半电视受众群体终将会被分流到网站上去。迟早的事情罢了。(以上对话略有删节)
结语
克莱·舍基从来不是书斋里的学者，他谈论的都是他亲身感知的，他发现的都是他参与实践的，那些理论一直在那里，他不是“发明”它们，而是发现、总结、升华了它们。
他来自美国，但是他对中国互联网的熟悉层度，要比我当初预想的更为深入。一小时的对话不是在谈论务虚的理论，而是从现实中发现总结有趣的规则规律，然后用规律去厘清繁杂现实背后的本质。
他的理论并不晦涩难懂，相反非常通俗易懂，但是当你看到他的观点和著作的时候，依然觉得耳目一新，然后恍然大悟的舒了一口气，“对啊，就是这样的，我看到了，只是我总结不出来而已。”
这或许是他备受中国互联网大佬们推崇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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