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阔绰”的江口明末战场遗址，从不让人失望。近日，四川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成果对外发布。
记者获悉，遗址发掘再次取得重大收获。本次发掘总计出土文物10000余件，抢救和保护了“荣世子宝”金印、“永昌督理之印”银印和“钦赐崇德书院”铜印等为代表的一大批珍贵文物。
(资料图)
此外，遗址内还出土了数量巨大的历代钱币，时代上从战国时期的秦半两到民国时期的机制币，延续2000多年，几乎囊括了四川历代铸造并使用的钱币，对于四川经济史、货币铸造史和岷江内河航运史的研究均具有重要价值。
“荣世子宝”金印
金、银、铜印皆有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科技考古中心主任、江口战场遗址发掘负责人刘志岩介绍，为配合岷江航电和河堤复建工程，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在四川省文物局的领导下，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眉山市文物保护研究所、眉山市彭山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对江口明末战场遗址开展考古发掘，发掘面积1000平方米，总计出土文物10000余件。抢救和保护了以“荣世子宝”金印、“永昌督理之印”银印和“钦赐崇德书院”铜印等为代表的一大批珍贵文物。
“荣世子宝”金印印面已残，存“荣子宝”三字。考古专家根据2020年度遗址内出土的“蜀世子宝”金印推测，这枚金印应为“荣世子宝”。从印文可知这枚金印为明代荣王世子所拥有，是明代册封制度的又一重要物证。
“永昌督理之印”银印，与2015年公安部门追缴回的金质“永昌大元帅印”的印文风格相似、铸造时间相同，可知二者为同一批铸印。“永昌”二字为李自成年号，考古专家据此推测这枚银印为李自成为求得张献忠支持，在其称帝前夕赐予大西军。
而“钦赐崇德书院”铜印的发现，对明代文化教育的研究，是非常珍贵的实物史料。
“永昌督理之印”银印
出土延续2000多年的历代钱币
据介绍，本次考古发掘，拓宽了考古队员对遗址内涵的认识。他们认识到，江口遗址的主体遗存是1644年张献忠大西军与杨展南明军发生“江口之战”的古代战场，但同时也包含了从先秦至民国时期历代文物的沉积。
遗址内发现大量巴蜀青铜兵器和工具，时代上早至西周，晚至战国，种类包括柳叶形剑、无胡三角援戈、荷包形钺、斤和凿等，这批青铜器形制完整，保存完好，尤其是部分西周青铜兵器的发现，对于研究巴蜀青铜兵器的起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遗址内还出土了数量巨大的历代钱币，时代上从战国时期的秦半两到民国时期的机制币均有发现，延续2000多年，几乎囊括了四川历代铸造并使用的钱币，对于四川经济史、货币铸造史和岷江内河航运史的研究均具有重要价值。
麒麟金印
遗址南部边界已确认
刘志岩介绍，在本次考古发掘中，遗址内出现了大西政权官银和兵器集中分布的现象，为考古专家认识战争发生地点提供了新线索。本年度出土官银数量近600锭，集中发现于发掘区的中部偏北，且发现的官银以张献忠大西政权的税银为主，地点主要来自成都周边的金堂、大邑、简阳、安岳、洪雅、丹棱等地，推测这批银锭原为集中放置，后在江口之战中一同沉没。
在大西政权官银集中发现区的东侧，发现了箭镞、火铳和铅弹等大量兵器，其中火铳包括了单眼铳、三眼铳和百子铳等不同的类型；同时还发现了部分烧熔的金银器，对于文献中关于江口之战采用火攻的记载提供了有力证据。“通过这些发现，我们有理由推测这一区域为江口之战的发生地点或者已经很接近发生地点。”刘志岩说。
此外，通过该年度考古发掘，考古专家已基本确认了江口明末战场遗址的南部边界，这对于划定遗址范围的工作而言是重大突破。
“钦赐崇德书院”铜印
发掘工作创新理念
据介绍，本次考古工作以抢救和保护珍贵文物、寻找古代战场遗迹、确认遗址边界为主要目的，在发掘工作中创新理念，通过围堰解决发掘平台，运用磁法、电法和探地雷达等地球物理探测手段确定发掘区域，在发掘过程中采用RTK和三维扫描等技术设备记录和提取出土文物的信息，并通过考古工作平台对相关数据进行管理，保证了本次考古工作科学、有效进行，为今后滩涂考古、浅水埋藏遗址的发掘提供了工作范式和经验借鉴。
下一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将对本次考古发掘出土的文物进行修复和保护，并根据出土文物的类别，同步开展工艺研究工作；继续系统开展江口明末战场遗址的考古资料整理工作，并根据工作进度拟定考古报告的出版计划。
此外，通过本次考古发掘，遗址的南部边界已经比较清楚，但在工程施工范围内仍未发现遗址的北部边界，鉴于遗址的重要性，为科学规划和保护遗址，需要开展更多的考古勘察工作作为保护支撑。
封面新闻记者戴竺芯 图据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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